财政政策对走出预期陷阱较为有效。但如果中国的债务规模继续扩大,那么,当我们再遇到流动性陷阱问题时,我们也会和美国一样,失去了采用财政政策的手段。
综合媒体2月25日报道,华侨大学数量经济研究院教授李拉亚近日发表题为《化解流动性陷阱的中国经验》的文章,文章指出,中国有从流动性陷阱中走出来的经验。
中国在1991年遇到了流动性陷阱问题,中国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疲软。当时,这对中国经济学家是新鲜事,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实践。1991年,李拉亚在《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》一书(以下简称《预期》)中指出:“一方面是居民货币收入增加,而另一方面是消费市场疲软;一方面是货币大量投放,而另一方面是生产启动缓慢;一方面是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不断增大,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降到了近些年来的较低点,从理论界到政策界,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现实经济问题感到困惑不解。”
流动性陷阱涉及市场利率,而中国直到现在也没有实行市场利率。同时,如同克鲁格曼的思想,李拉亚也认为流动性陷阱的核心问题是预期和信心,因此,李拉亚用预期陷阱取代了流动性陷阱,以别于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概念。
李拉亚在书中指出:“当经济进入谷底,预期也终于被拉下后,又会出现预期陷阱效应。此时,政府试图启动经济,增加货币投放,但多投入的货币都被预期陷阱所吸收,变为库存资金积压起来。消费者因较低的通货膨胀预期而倾向于增加储蓄,或持币待购,出现市场疲软。我国1990年经济就面临这样一种局面。”如同克鲁格曼所说,李拉亚也认为流动性陷阱中,经济人不一定只持有现金。
李拉亚认为财政政策对走出预期陷阱较为有效,表述如下:“刺激总供给的手段则是放松配给,降低利率,增加货币供给。通常,刺激总需求能起到间接刺激总供给的作用,但是,在预期粘在较低水平时,直接采用财政政策更为有效。这就是增加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,依靠这两者的乘数作用直接刺激总供给增加。1990年政府启动经济时,前两次都是采取投放货币的方式,收效不明显。其关键在于公众预期粘在较低水平上,或者说陷入了预期陷阱。第三次启动采用财政政策,增加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,作用就明显一些。”要注意的是,如果中国的债务规模继续扩大,那么,当我们再遇到流动性陷阱问题时,我们也会和美国一样,失去了采用财政政策的手段。
李拉亚还从货币流通速度考虑预期陷阱问题。在《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》一书(以下简称《不确定性》)中指出:“对经济较终起作用的,不是货币供给量M,而是货币供给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,即MV。”我认为,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利率影响到持币的机会成本,从而影响到货币流通速度。通货膨胀预期升高,或者实际利率升高,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,或者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趋势会变慢。
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因素可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。李拉亚认为短期因素中,通货膨胀预期和不确定性均影响到货币流通速度。不确定性增加,人们将因预防动机的需要增加货币需求,货币流通速度将会下降。
在分析1991年货币增长、货币流通速度、一般价格水平和GDP增长关系时,李拉亚提出这一年货币增长速度较高,但经济增长速度较低,表明通货膨胀预期极低,出现了预期陷阱,即货币供给增加,但被预期陷阱所吸收(成为经济人的手持现金和存款,没有用于购买),既没有作用到物价上,也没有作用到经济增长上。
可见,中国也一样,当出现流动性陷阱时,货币、利率、价格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会被破坏。
比较预期陷阱和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,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。如都把预期理论引进到流动性陷阱中,都认为在流动性陷阱中,经济人不仅持有现金。这也是这两种流动性陷阱概念突破凯恩斯流动性陷阱概念的地方。不同之处是,预期陷阱理论根据中国经济实践,认为财政政策较之货币政策对帮助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更为有效。此外,李拉亚是用粘性预期概念,而克鲁格曼是用理性预期概念。还有一点是,通货膨胀预期上升,也会导致不确定性上升,而这两种因素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恰恰相反。这将使克鲁格曼依靠制造通货膨胀预期走出流动性陷阱更为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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